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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重要讲话在与会同志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赵 成

  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与会同志中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论述精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深入阐述‘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告诫全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央纪委委员,北京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健表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可能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十年磨一剑。新时代十年,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中央纪委委员,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李仰哲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精准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为破解纪检监察工作新老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会同志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深刻论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中央纪委委员,陕西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兴宁说,面对新时代十年取得的成就,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是一项纲举目张的工作,也是我们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王兴宁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履行好协助职责,推动形成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落实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提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责任”是与会同志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为破解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中存在的虚化空转、各自为战、层层递减等问题,上海探索建立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统一联动、合力运行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李仰哲表示,将一体履行好纪委协助职责、监督专责和纪委书记作为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咬住“责任”不放,抓住“问责”要害,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撬动各项工作责任落实。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省公共工程领域探索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一张网’监督体系,推动公共工程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形成监管、监督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运行机制,形成经验后我们将予以推广。”中央纪委委员,海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国猛说。

  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政治监督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王兴宁表示,陕西将聚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开展项目化监督,着力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督促整改,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确保各级党组织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上海将分地域分领域分层级纠‘四风’树新风,用好大数据手段,健全精准识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立体网络,在坚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追究上级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李仰哲说。

  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海南将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突出重点领域,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查处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推动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督促拓展完善‘机器管’系列建设,切断利益输送链条;不断扩大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着力构建清廉社会生态。”陈国猛表示。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陈健介绍,“北京将加强‘三城一区’和副中心纪检监察体制调整后配套制度建设,深化政法、卫健、金融等系统派驻机构改革,探索推动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推动以专门机构监督联系专门领域或系统,打牢纪检监察组织基础。”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与会同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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